近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产业迅猛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提升，但高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使环境发展面临巨大压力[1-3]。在此背景下，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针对性政策法规，以加强生猪养殖污染治理。2018年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针对猪场粪污处理的排水量、粪污液体和全量粪污的贮存和处理利用作出详细要求[4]。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实施，对“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目标作明确要求[5]。在一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预计2025年，农村农业化肥农药利用率达43%，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80%[6]。目前，已有多位学者针对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展开探讨。在测算方法方面，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7]、SBM模型[8]和SFA模型[9-10]测度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部分学者立足空间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认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11-13]。另有学者就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关系展开论述，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生态效率呈正相关关系[14]，且不同规模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程度影响[15-16]。本文基于全国7个省份834份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测度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养殖规模、养殖经验等相关变量，研究其在环境规制影响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中的作用。1研究方法1.1样本选取、数据收集与来源研究数据团队经过调研后发现，我国生猪养殖政策示范省（市）主要包括河北、山东、河南、重庆、广西、四川与海南，故将上述7个省份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研究时间限定为2020—2021年。本文研究数据是在当地相关部门协助下获得。所有获得环境规制政策支持的农户数据，未获得环境规制政策支持的农户数据，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希望获得支持且向相关部门申请但最终未通过的农户，二是希望获得支持且向相关部门咨询但最终未通过的农户。虽然这一方式无法获得所有农户相关数据，但能够明晰农户是否希望得到环境规制政策支持，有助于降低“反事实情形”的存在[17-18]。经过此次调查，共获得962份问卷，其中对养殖年限小于2年的农户数据加以剔除，旨在确保研究结论相对稳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834份。样本数据详见表1。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3.23.035.T001表1不同县（市、区）生猪养殖农户样本分布省份（市）县（市、区）样本数/份河北邯郸市58晋州市22张家口市17邢台市19保定市30秦皇岛市32山东济南市50章丘区32平原县8河南平顶山市35濮阳市19周口市16重庆荣昌区12广西横县96武鸣区22四川成都市102雅安市74宜宾市63海南儋州市74文昌市531.2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借鉴张建鹏等[19]、雷淑珍等[20]和余珮等[21]的研究，采用环保政策数量、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衡量环境规制强度。被解释变量为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近年来，我国畜牧业迅猛发展，不断实现规模化与标准化养殖，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生猪养殖生态效率通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衡量，并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得到[22-23]（见表2）。此外，还将农户享受环境规制政策的年限作为变量进行检验。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3.23.035.T002表2生猪养殖的投入产出变量类型变量解释说明投入变量劳动力投入家庭用工天数与雇工天数之和（天）饲料投入饲料投入费用（t）医疗防疫投入对每头生猪疾病进行防治的费用支出（万元）期望产出变量总产量生猪总产量（亿头）非期望产出变量污染物总量污染物排量（t）调节变量主要包括养殖规模、养殖经验与区域。其中养殖规模、养殖经验与农户本身密切相关，且考虑到农户可能因记忆偏差导致上述2个变量估计结果出现误差，仅以前2年农户养殖情况作为样本。区域变量主要检验农户所处区域是否因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产生不同影响。研究指出，对于经济基础较好且市场环境优良的区域而言，农户通常借助政府提供的补贴与优惠政策提高生猪养殖生态效率[24-26]。本文通过设置1个二值虚拟变量衡量区域，并按照各省份统计年鉴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将20个县（市、区）划分为两类，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前50%的赋值为1，处于后50%的赋值为0。进一步借鉴相关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饲料投入量，以饲养生猪的饲料投入量表征[27]；受教育程度，以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28]；猪肉消费能力，以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表示[29]；地区生产结构，以生猪产品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30]。基于此，文章构建如下6个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调节变量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作用。Ei=α0+α1×In+α2×Ed+α3×Cu+α4×St+α5×FSi+α6×FEt+α7×Ar+λ (1)Ei=β0+β1×Eu+β2×In+β3×Ed+β4×Cu+β5×St+β6×FSi+β7×FEt+β8×Ar+λ (2)Ei=φ0+φ1×Ys+φ2×In+φ3×Ed+φ4×Cu+φ5×St+φ6×FSi+φ7×FEt+φ8×Ar+λ (3)Ei=γ0+γ1×Eu+γ2×FEt+γ3×FEt+γ4×In+γ5×Ed+γ6×Cu+γ7×St+γ8×FSi+γ9×Ar+λ (4)Ei=κ0+κ1×Eu+κ2×FSi+κ3×FSi+κ4×In+κ5×Ed+κ6×Cu+κ7×St+κ8×FEt+κ9×Ar+λ (5)Ei=θ0+θ1×Eu+θ2×Ar+θ3×Ar×Eu+θ4×In+θ5×Ed+θ6×Cu+θ7×St+θ8×FSi+θ9×FEt+λ (6)模型（1）检验控制变量以及调节变量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模型（2）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模型（3）主要探究农户享受环境规制年限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模型（4）（5）（6）分别检验养殖经验、养殖规模以及区域在环境规制影响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中的调节作用。其中，Ei表示被解释变量生猪养殖生态效率；Eu为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α0、β0、ϕ0、γ0、κ0、θ0表示常数项；α1~α7、β1~β8、ϕ1~ϕ8、γ1~γ9、κ1~κ9、θ1~θ9分别指代各变量系数；λ为误差项。In、Ed、Cu、S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饲料投入量、受教育程度、猪肉消费能力以及地区生产结构；Ys、FSi、FEt与Ar分别指代享受环境规制的年限、养殖规模、养殖经验与区域。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上述所建模型进行检验，并在检验之前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以最大程度避免变量间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对回归结果造成不利影响。2结果与分析2.1描述性统计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2.325、0.106，说明区域间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亟须以环境规制作为激励型政策深入生猪养殖领域，从整体上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环境规制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和0，同样说明各地区对于环境规制的理解与吸收程度存在一定差异，致使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年，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3.23.035.T003表3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类型变量测量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被解释变量生猪养殖生态效率（Ei）投入产出变量2.3250.1060.774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u）环保政策数量、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1.00000.435调节变量享受环境规制的年限（Ys）2020—2021年生猪养殖农户享受环境规制政策的年数（年）2.0001.0001.295养殖规模（FSi）2020—2021年生猪农户平均养殖规模（头）28.0005.00016.500养殖经验（FEt）从事生猪养殖时间（年）4.00002.143区域（Ar）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前50%的赋值为1，处于后50%的赋值为01.00000.512控制变量饲料投入量（In）饲养生猪的饲料投入量（t）180.11435.29697.431受教育程度（Ed）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9.0001.0005.000猪肉消费能力（Cu）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kg）21.62511.30015.414地区生产结构（St）生猪产品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1.2050.1740.554注：为便于后续计算和分析，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以实数形式并非百分比形式呈现，取小数点后3位；为尽可能避免变量之间的量级差，往年养殖规模除以10处理。2.2农户是否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的T值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的农户，其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均值为44.3%，而未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的农户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为23.5%，二者相差较大。T值为3.262，通过1%置信水平检验，说明享受环境规制政策与否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3.23.035.T004表4农户是否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的T值检验结果项目描述性指标T值Sig均值齐性的T检验95%置信区间样本量均值标准差平均差异标准误下限上限享受过环境规制5040.4430.5843.26200.2080.5140.0810.335未享受过环境规制3300.2350.6902.3回归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多元回归分析见表5。由模型1结果可知，地区生产结构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生猪产品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大，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越高。原因可能是生猪产品产值提高，可助力地区优化生态养殖技术，并利用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促进养殖场发展壮大，降低废弃物排放量，显著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由模型3可知，区域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在其他模型中至多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经济越发达地区，其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越高。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积极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生猪养殖，并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引进高端养殖技术与专业化人才，降低生猪养殖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提高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其他变量的影响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不显著，但系数正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10.13557/j.cnki.issn1002-2813.2023.23.035.T005表5环境规制影响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多元回归分析变量被解释变量：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模型1（N=834）模型2（N=834）模型3（N=504）模型4（N=834）模型5（N=834）模型6（N=834）常数项0.069（0.022）0.153（0.023）0.455（0.133）0.179（0.020）0.183（0.021）0.176（0.023）饲料投入量0.010（0.002）0.009（0.002）0.013（0.004）0.008（0.002）0.010（0.002）0.010（0.002）受教育程度0.070（0.044）0.078（0.042）-0.033（0.041）0.079（0.042）0.076（0.042）0.064（0.042）猪肉消费能力0.024（0.015）0.025（0.013）-0.001（0.063）0.022（0.013）0.032（0.013）0.029（0.013）地区生产结构0.314**（0.042）0.335**（0.042）0.629***（0.021）0.343**（0.050）0.334*（0.042）0.300**（0.050）享受环境规制—1.949***（0.043）—1.946***（0.043）1.950***（0.043）1.950***（0.043）享受环境规制年限——0.529***（0.053）———养殖规模-0.010（0.006）-0.009（0.006）0.015（0.006）-0.014（0.010）-0.009（0.006）-0.010（0.006）养殖经验-0.007（0.007）-0.008（0.007）-0.013（0.011）-0.009（0.007）-0.008（0.007）-0.008（0.007）区域0.077（0.052）0.084*（0.041）0.225**（0.070）0.106*（0.052）0.073（0.051）0.084*（0.051）养殖规模*享受环境规制———1.952**（0.012）——养殖经验*享受环境规制————0.825**（0.217）—区域*享受环境规制—————0.290**（0.114）R20.0300.0450.2170.0430.0520.050F2.115.15**17.36***6.16***5.25***5.93***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无数据。由模型2结果可知，先前是否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1.949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的农户，其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较未享受过的高19.49%，说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显著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原因是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促使农户拥有雄厚资金建造猪舍，改善局部养殖环境，并引入现代化废水废气处理装备，进而促进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升。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时间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考虑到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实施年限存在高度共线性，本文剔除先前未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的农户样本，采用剩余504个样本数据分析享受环境规制政策年限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模型3结果显示，享受环境规制年限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529，并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时间每增加1年，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升52.9%。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前文估计结果可行性。由模型4估计结果可知，养殖规模与享受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养殖规模会强化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养殖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强。大规模生猪养殖户更加注重环保和生态效率，善于利用先进设备与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和能源浪费，提升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此外，大规模生猪养殖户能充分吸收环境规制外溢效应，不断完善饲养方式，为提高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供参考。由模型5估计结果可知，农户养殖经验和享受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存在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养殖经验在环境规制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过程中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经验丰富的养殖户通过采取合理配比饲料、控制防疫等措施降低资源浪费与污染，同时做好圈舍通风与卫生工作，极大程度上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另一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养殖户对于环境规制的理解与执行力更强，可精准把握其实施要求及标准，从而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由模型6估计结果可知，农户所处区域和享受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所处区域会增强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即在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更强。3结论与建议本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且其对享受过环境规制政策农户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时间每增加1年，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升52.9%；生猪产品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大，生猪养殖生态效率越高；农户养殖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养殖经验丰富可强化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农户所处区域经济越发达，环境规制越能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建设生猪养殖一体化体系。加大对龙头企业生猪养殖试点工作的财政资金支持，通过提供补贴、贷款与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生猪养殖户改善传统养殖方式，降低养殖成本，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同时，生猪养殖户应积极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建设养殖一体化体系，并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处理污水，促使生猪养殖实现一体化发展，进而提高其生态效率。第二，因地制宜推进生猪养殖工作，提高生态养殖效率。各区域应根据生猪养殖特点，因地制宜推进生猪养殖工作，并选择适宜养殖方式与技术提高养殖生态效率。经济较发达地区可借助数字化工具对养殖区进行科学规划与管理，最大限度地提高饲料、劳动力与技术等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环境污染与疾病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另外，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地区可采取庭院养殖与种植相结合模式，实现废弃物、水等资源转化利用，提高环境承载能力，为提高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供助力。第三，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助力生猪养殖业发展。完善培训机制，联合政府、行业协会与企业等制定培训计划，就养殖技术、饲料配方、市场营销与生态养殖等内容对养殖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养殖人员整体素质，为提升生猪养殖生态效率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