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废物(简称固废)的产生是人类活动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若缺乏适当处理，会对人类和生态环境造成难以估计的巨大负面影响．按照来源可以将固废分为以下几类：城市固废(主要成分为有机物、塑料[1]、玻璃[2]、废纸[3]、餐厨垃圾[4])、工业固废(粉煤灰[5]、炉渣[6]、废石膏[7])、农业固废(秸秆[8]、果皮、落叶[9])、采矿固废(尾矿[10]、矿渣、油泥[11])等．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与生产水平不断进步，固废呈现出了量大、种类繁多、组分复杂、处理困难等新特点．由固废导致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固废与其处理处置过程带来的环境风险形势严峻．未经处理的固废会影响空气、水体、土壤及人体健康，并会导致气候变化[12]．目前我国的固废处置方法仍以传统的填埋与焚烧为主，对于部分特定种类的固废则会进行综合化利用．传统的固废处置方法常常会伴随着污染泄露扩散、能源和资源的过量消耗等弊端，不利于国家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发展构建与“双碳”政策的实施．固废同时也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对固废的处理方式能够重新定义其价值[13]．对固废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回收及再利用是目前可用于减少固废有害影响的重要方向之一[14]．众多具有回收价值的工业残余物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污染性，通常被作为危险废物储存、填埋处置[15]，使得其资源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掘，并有造成潜在二次污染的风险[16]．对固废的特性及其资源属性综合识别的缺乏及其环境交互属性影响不明确，阻碍了我国固废管理健全化、高效化及低害化的进一步发展．1 固体废物的环境资源交互属性与风险调控路径目前我国固废处置面临着固废利用缺乏调控导致无序流动的环境风险增大、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模式污染外扩等风险隐患，对于固废资源化中的污染控制与阻断缺乏统一的技术模式与相关管理标准等突出问题．上述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加剧固废中污染扩散的深度与广度，带来严重的环境风险．当下，产量与复杂性日益增加的固废与面临枯竭的自然资源对当代固废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实现固废回收过程中环境风险控制的同时保证其资源化利用效率的提升，成为了目前环境管理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降低固废风险的核心在于识别固废与环境的交互机理，判明污染物释放规律，提出固废资源化与污染物协同调控机制，最终建立固废的环境资源交互属性与风险调控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该体系的建立可以从两条路径开展：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轻风险发生后带来环境损害的程度．基于该思路，固废的风险可描述为R=P×S，(1)式中：R为固废危害事件的总体风险程度；P为固废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S为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后带来的环境危害的严重程度．因此，要降低R，必须通过同步控制P和降低S来实现．基于此思路，本研究依次从固废特征明细、代谢规律、风险识别和风险阻断4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见图1)，提出了固废环境与资源多重交互属性判别与风险调控理论．10.13245/j.hust.230418.F001图1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判别与风险调控理论体系2 固体废物属性认知与代谢规律2.1　固体废物环境资源属性固废的资源属性在开发城市矿产进行金属回收方面有着充分体现．科技产业快速扩张，产生了以电子产品为主的大量有价金属固废，由于其通常具有有序物理结构、固定形状、金属富集等产品特征，因此也被定义为城市矿产[17]．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详细界定了城市矿产的范围，提倡将蕴含在旧设备、电线电缆、电子产品、汽车、家电、金属、塑料当中的资源等效于原生矿产资源进行利用[18]．资源的关键性被定义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直接供应风险(如资源衰竭、市场垄断、政府干预)；另一方面是指供应末端干扰(产品短缺或价格上涨、下游行业崩溃)．在提高固废处理的环境标准的同时，强调其资源属性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世界工厂和日益增长的庞大市场，废物资源化与环境风险控制的矛盾关系在我国尤为突出，其解决方案也更须契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大目标．例如，我国作为大宗金属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在金属储备与消耗方面仍缺少评估金属资源供需临界性的可靠办法，并且对各类金属原材料的关键程度等信息获取仍存在许多困难[19]．不断增加的矿产资源需求与资源危机的发生风险促使各国重新审视金属供需临界状态，以保证未来战略资源的供应安全．文献[20]提出了在供应风险、环境风险和供应限制风险三重维度下评估国家金属关键程度的方法，并指出中国的铜、铝资源在供应限制风险和环境风险方面处于实质性的临界状态．在此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提倡对二次资源的开发与再利用可有效推迟矿物资源风险临界时间．基于闭环供应链理论，对中国铜资源可持续性评估发现，中国铜资源基础储量在2020年以后将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固废在空间转化的过程中其资源与环境属性也发生了快速分异，说明了自然矿产与固废属性的差异性[21]．然而，如何准确衡量固废的资源属性及其在资源供应中的作用仍存在较大挑战．文献[14]利用修订后的Weibull寿命模型预测了包含30种产品在内城市矿产的储量以及经济潜力．研究表明：在循环经济背景下我国的城市人均矿产储量将在2050年达到156 t，并且其带来的经济潜力将增长到4×1011美元．据预测，除铜、铝、钴以外的所有被评价元素资源需求均可由回收的城市矿产完全满足．也有学者研究了从固废中回收金属镓对我国镓储量及供应能力的影响，表明进行二次镓资源利用可以将供需临界点延后1~7 a，体现了固废的资源属性对经济发展与环境风险控制的重要性[22]．对固废资源属性进行识别，有助于发掘固废潜在回收价值．在扩大固废回收层面的同时减少无序处置固废带来的环境风险，从而降低固废危害发生概率．2.2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时空分布规律固废的基础信息，包括生成、分布、组分和流动方向，对于回收与资源化利用方案及政策的制定尤为重要．目前关于固废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通常仅局限于单一产品废物流，且少有对国内废弃物整体数量与质量特征的充分讨论，缺乏全面的固废中资源的物质流分析．文献[23]对33种类型固废进行了物质流分析，并预测了从2010年到2050年间的多种电子废物与报废汽车流出量[23]．研究发现电子废弃物的流出量峰值将出现在2040~2045年区间，而报废汽车量将由于政策与经济原因从2010年的9.7×106 t持续增加到2050年的9.7×107 t．固废处置行为在地域属性上也体现出显著区别．在文献[24]的研究中分析了典型电子废弃物寿命的地域性差异，发现废弃产品在最终进入回收工厂之前会经历一定时间的二手市场流通阶段，并且废弃物寿命显示出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缩短趋势．文献[25]针对固废中的危险废弃物产生趋势绘制了全球危险废物产生图，发现危废产生量与回收率呈现出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性．文献[26]在此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废弃物回收过程中会受到更多硬件因素的制约．文献[27]开发了一种熵加权可回收性指数以量化中国城市固废的可回收性，并证实了其可回收成分存在着东西向梯度的地域性差异．总体来说，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发达地区的固废产生量相对较大，同时具有更高回收潜力与需求，带动了当地固废处理与回收产业的发展，因此经济发达地区也具有较高的回收能力．在掌握固废代谢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指导等宏观调控手段将固废流动导向到高回收能力地区，进一步建立固废集中处置与资源化产业园区，以减少无序化固废处置过程带来的环境风险，可降低固废风险发生概率．2.3　基于固废资源属性与处置特性的流向调控方案在固废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及赋存特征决定了其环境属性，而有价物质的含量及赋存特征决定了其资源属性．固废资源回收通常要求回收潜力大于其收集、运输和处理的成本之和．具有资源和环境双重特征的废弃物与潜在环境污染和资源供应枯竭风险均息息相关[28]．文献[29]通过Gompertz模型对我国汽车报废量进行估算，预测了尾气处理中的废催化剂中铂族金属的回收潜力，指出京津地区和东南沿海各省的报废量和回收潜力较大，是回收管理工作的重点区域．在文献[30]的物质流分析中指出铂族金属的回收会受到电动汽车产业扩大化的影响，须要政策协调来促进金属资源的可持续使用．DPSIR框架是指包含驱动力(driver)造成压力(pressure)导致(state)影响(impact)，以及造成影响后的应对方案(response)的全过程分析．文献[25]使用DPSIR框架来审视中国危废管理中的人地关系(见图2)，并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了加强危废处置工业化发展、着重布局固废处置产业，使其成为绿色环保发展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固废管理策略[25]．通过采取政策及法律手段强制固废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并采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固废处置中的监管与调控能力．文献[25]中的研究还指出：危险废物的可持续管理驱动力主要包括政策、技术、工业和社会经济四类主要驱动因素：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须要跟随废物资源产生与流动等因素变化进行持续性调整；创新使用地理与社会经济数据紧密结合、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技术为固废管理提供收集运输路径优化等多方面技术支持；工业行业须通过物质流分析方法和供应风险评估，对危险废物流动采取全面的管理；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包括加强国有政策和社会资本，发放补贴支持相关废物处理研究项目技术创新等，并将所有回收渠道纳入正规废物管理体系．此外，随着新能源市场飞速发展，新型材料的应用将对未来固废构成和再利用流程造成深远影响．文献[31]通过物质流分析方法评估了不同正极材料使用及电动汽车需求情境下贵金属的全球可循环性．文献[32]研究表明：瑞典钴、镍、锰等金属资源消耗程度与市场导向息息相关，且对废弃产品进行回收是实现金属循环供给的前提条件．在当前新能源发展条件下，很多新材料应用会影响未来废物构成和再利用产业的格局，须要提前预测供需变化，并布局相应的技术研发和政策．中国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居于全球引领地位，相关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对未来废物回收处理和材料循环产生深远影响，废弃后的循环再利用对新能源系统生命周期的环境表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固废资源属性与环境属性的评估结果可以作为固废处理领域政策的制定依据，为固废治理与环境风险防控提供有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10.13245/j.hust.230418.F002图2中国危险废物管理DPSIR系统框架[24]2.4　固体废物指纹特征风险识别固废所具有的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等风险属性须要进行精细的识别分类与溯源．风险评估首先须要识别目标固废可能带来的污染类别及其所具有的危害特性．随后根据其暴露程度与暴露频率来评估该类风险的发生概率(P)，再结合危害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程度(S)综合评估固废的风险值(R)．文献[4]指出控制固废带来风险的首要步骤是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了一般风险评估流程．文献[33]分析了铝冶炼行业中固废的指纹特征及毒性，发现金属铝、氮化铝、β⁃氧化铝、冰晶石类物质可作为指纹物相，用于定性固废的来源．文献[34]针对不同来源废矿物油中的特征污染物进行了识别，发现工业生产与废矿物油中的多环芳烃具有强相关性，而铜、锌、铅等重金属浓度与废矿物油相来源相关，且多集中在机械制造与汽车行业．在煤焦化行业中，煤焦油类物质的特征污染物主要以2~3环的多环芳烃为主，而焦煤污泥则为更高环的多环芳烃，并且所有煤焦化固废的主要风险因子为汞和铬[35]．通过对单独研究成果进行数据整合与分析，可以更有效识别出特定环境风险与固废种类之间的联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对6个行业产生的12大类废物的基础特征、风险特征及指纹特征进行收集，建立了高风险固废指纹特征数据库信息平台，可实现从污染特性到固废类型的溯源判别．此外，还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路径建立基于判别模型和指纹特征提取的不明来源废物溯源技术和方法，提高污染物特征识别和来源判别准确度．通过对固废代谢规律的研究，掌握其时空流动规律与物质流特性，有利于从宏观角度认识固废风险释放规律．进一步结合对固废特性识别与指纹属性表征，可以实现固废管控过程中的风险溯源，从而识别出高风险固废产生行业并提出针对性处理方案．最终结合固废代谢规律与指纹属性，针对特定种类固废优选出低风险处置方案，并通过制定宏观层面固废处置法律法规与行业指导意见，进一步降低固废处置中危害发生的概率．3 固体废物及其资源化过程中污染物释放迁移机制3.1　固体废物污染物释放迁移机制与环境效应识别固废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及赋存特征决定了其环境属性，其中污染物在固废本体中的扩散迁移会进一步影响其环境效应．通过研究固废中污染物在不同场景下的释放与传输机制，分类解析提炼出固废在不同管理单元中的污染物迁移释放关键控制过程，并对全过程构建模型，可用于统一识别其具体环境效应．文献[36]构建淋溶试验装置，以废催化剂、水淬渣、油基岩屑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液相传质控制作用下，固废中污染物释放特征和释放模型表征，明确pH值、溶解有机质(DOM)等因子对淋溶过程中重金属、PAHs释放过程的影响，如图3所示，图中△为对应化学组分在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CCA) 图中的位置，发现挥发主要集中在淋溶初期，并且挥发动力学可以用C-history方法准确描述．文献[37]使用Elovich曲线、抛物线扩散曲线与幂函数模型拟合了页岩气钻屑油基残渣中多环芳烃释放情况．文献[38]评估了不同种类扬尘中甲基硅氧烷在城市中扩散对人类健康风险的影响，发现工业活动是室外环境风险扩散的主要源头，日用化学品消耗则是室内污染风险的重要来源．文献[39]对外卖容器中多种邻苯二甲酸盐进行了扩散能力与风险水平调查，结果表明塑化剂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二酯(DEHP)拥有最高扩散能力，并且超过75%样品的风险值超过了可接受基准．目前大部分关于固废污染物释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废物或单一污染，缺乏对废弃物全过程污染跟踪与全局化风险评估．对不同废弃物中污染物进行扩散识别与数据整合，进而建立不同情况下污染扩散模型，可有效提升我国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与环境风险管理水平．10.13245/j.hust.230418.F003图3多孔介质源 PAHs 和重金属淋溶释放能力与基质和环境条件的典型相关分析[36]3.2　固体废物资源化过程中污染物释放迁移机理与环境效应识别从固废的全生命周期考虑，其产生到最终处置环节均存在着污染释放与扩散的风险，包括产生、储存、收集、运输、处置与利用等一系列过程均可能成为固废的风险位点[40]．文献[41]发现在电子废物回收过程中，由于不当操作其所含有的多溴联苯醚会释放到土壤与植物当中，但经过回收可显著降低污染物整体风险．文献[42]通过研究含油污泥热解过程中污染物分布与有害元素的迁移规律，发现含氮、硫、氯污染物主要在200~600 ℃区间产生．另一项关于油泥热解处理的研究中指出：高温会促进氮硫污染物进入油气相，并且固体残留物中能够保留60%的重金属污染[43]．文献[44]通过比较不同规模废有机溶剂再生企业的VOCs排放，探明中小型企业主要排放位点为装料管残留，而大型企业则为装料过程．处置方式与工艺参数的不同也会对污染物的迁移路径造成显著影响．文献[45]开展生物浸出含重金属废渣研究，发现400 ℃低温热解处理更有利于钴、钼元素的释放．文献[46]研究了废矿物油热解处置中多环芳烃的释放与迁移规律，结果表明温度和升温速率对废矿物油热解过程中自身的演变及多环芳烃的排放和迁移转化有重要影响．废矿物油在不同条件下热解产生的多环芳烃98%以上富集到热解油中，提高升温速率不仅可以促进多环芳烃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热解油中高分子量多环芳烃的富集[46]．综上所述，当进行废弃物处置与再利用时，首先须要确定资源化过程中污染物识别路径，评估环境效应风险位点．研究资源化利用途径中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的释放特性和迁移转化规律，有助于推动我国固废资源化风险评估的标准化、规范化，并降低固废资源化利用环境风险．对固废和其资源化过程中的风险位点进行识别，为后续风险综合调控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助于进一步减轻固废危害的严重程度．4 固体废物资源化过程中风险综合调控机制4.1　固体废物污染阻断研究进展污染阻断是指将污染物进入自然环境的路径截断以实现风险控制的方法．通过对固废进行物理、化学或生物处理，改变废弃物中污染物的赋存状态，降低其污染扩散风险并减小废弃物体积，最终实现废弃物危害风险的有效控制．一般的阻断方法包括安全填埋、固化、稳定化等技术，但是传统的阻断方法仍存在着污染阻断不完全、减容量低、阻断成本高等问题,因此更高效的污染固化新方法成为了污染阻断的研究热点．文献[5]利用粉煤灰制地聚物结合微波强化固化铅渣，实现了多源固废的同步污染阻断，并减少了阻断成本与潜在的环境风险．文献[47]使用改性磷酸盐水泥固化城市固废焚烧飞灰，实现了含铅污染物的扩散阻断．对于固废中的高毒性污染物，传统的扩散路径阻断思路难以完全控制其暴露风险，而通过固废基质改性、毒害组分分配与定向催化降解等风险调控方案，可以更高效地实现污染的原位阻断与固废资源化利用．文献[48]开发了一种新型镍铁改性NCM催化剂用于协同热解处理废塑料中的溴化阻燃剂，将难降解的溴代有机物转化为易处理小分子化合物．文献[49]则利用锰基催化剂对废弃物中释放的卤族苯系物进行臭氧强化催化，将污染物进行原位阻断．通过对不同固废污染阻断路径的分析与探究，开发新型污染物阻断技术，进而揭示固废污染物协同调控与毒害成分高效阻断机理，全面提升我国固废资源化风险控制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发适合国情的固废资源化先进实用技术和环境风险精准管控提供理论基础．4.2　固体废物中特征污染选择性分离研究进展将废弃物中的有害成分选择性分离，实现污染物富集提取的同时，保留其具有高资源价值的特征，是固废危害风险调控的一项新思路．经过分离处理的固废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其资源属性，并且大幅度避免了其包含污染物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文献[50]对含锡废渣进行氯化处理，实现了废渣中污染物、杂质、回收产品的多相分离．文献[51-52]利用废弃乳酸发酵液浸出分离飞灰固废中的有害氯与重金属，使处理后飞灰能够直接用于水泥制备．文献[53]研发了一种定向脱去废旧电路板中溴化环氧树脂溴元素的工艺，避免了处理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并实现代谢产物的后续利用．文献[54]对锂离子电池中的有机粘结剂采取了低共熔溶剂(DES)水热定向溶解，成功实现了贵重金属材料与铝箔的剥离回收．通过对固废中的关键污染物进行选择性分离，有助于实现废弃物中有价资源的高效回收，为固废风险调控提出新的方向与思路．4.3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研究进展再生利用是实现固废资源化、减量化的重要手段，合理的再生利用措施可以在降低固废环境风险的同时带来显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传统的固废再利用手段相对较为粗放，如回填、堆肥、生产建材，此类再利用手段不但无法完全发挥固废的资源特征属性，而且可能导致未经处理的污染物释放到自然环境当中．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与对固废资源属性认识日益清晰，固废的再生利用手段也逐步转向无害化、精细化与高值化．回收提取废弃物中主要元素，并将其再生用于新产品制作是目前固废再生利用的常用路径．文献[55]从废旧铅酸电池中分选含铅废渣，再经过浸出与煅烧后重新获得高纯四碱式硫酸铅产物用于电池制造，并实现了提取工艺物质流动闭环．文献[56]通过机械化学反应回收废旧铅酸电池中的铅元素，获得高价值硫化铅产品，同时减少了回收能耗．通过对有机固废特征化改性，可以再生制备具有特定性质的碳材料，并用于高端产品制造．文献[57]利用发酵产生的真菌残渣活化制备天然氮掺杂吸附剂，可用于吸附去除VOCs．文献[58]利用煤渣与椰子壳生物质制备活性炭，用于吸附污水中有机物．文献[59]使用生物质废物制备了用作锂空电池电极的新型三维多孔碳材料，实现了废物的高值化转化．生物方法也常被用在固废的资源化处置当中．文献[60]通过培养嗜酸细胞选择性处理含硫污泥，并利用其中的硫元素生产硫酸．为了深化固废资源化处置，除了须要更深入研究不同种类固废的再利用工艺，还须要深入探究固废的资源特征属性，进一步固废阐明资源属性与环境属性之间的关系，总结常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一般规律与总体原则，并以此构建废弃物再利用工艺技术体系．基于识别出的固废多场景污染释放机制与风险位点，对毒害组分进行特征调控、转化及阻断．结合固废风险识别与风险调控机制，可以从微观污染控制层面上直接阻断风险扩散，降低固废风险产生的危害程度．5 基于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与风险识别的风险调控理论体系与方法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缺乏科学评价体系、固废利用处置过程中污染物的释放迁移规律、定量表征等科学规律尚未充分认知，固废资源化过程中污染物有效阻断缺乏新理论支撑，严重制约了固废环境危害诊断和固废安全利用．针对上述关键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固废的代谢规律、风险特性、风险识别及风险调控四个主要方面展开研究，如图4所示．一方面，以固废的物质流与时空分布、环境资源属性交互影响、风险指纹特征提取及污染特性识别溯源为主要研究点，总结了固废从产生到资源化全过程中的代谢规律与风险特性，并凝练出固废风险产生释放规律．基于其风险特性，结合其代谢规律与风险指纹属性，在宏观层面制定固废处置法律法规与行业指导意见，可以实现固废宏观风险管控并降低危害发生概率．另一方面，对固废基质源污染物释放机制、资源化过程中污染物释放机制进行探究，同时开发污染物释放阻断调控方法与固废污染分离无害化应用方案，在具体固废处理流程中进一步提升微观层面上的风险控制水平，实现固废风险产生后危害程度的降低．10.13245/j.hust.230418.F004图4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判别与风险调控理论体系与方法固废危害发生概率P除了由废物本身性质决定，还会受到收集运输方法、回收工艺、资源化方式等处理环节的影响；因此，通过对环境资源属性进行充分认知并判明固废的利用处置特性，从而实现对固废流动方向的宏观调控和资源化模式的风险识别与调整，最终可以达到有效预防环境污染、降低风险发生概率的目标．降低固废危害事件发生带来的后果严重程度，可以通过基于废弃物危害性质进行风险特征识别，随后在特征识别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阻断措施，如污染物降解、固化、稳定化等，从微观层面阻断污染的扩散．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风险阻断，须要对固废进行从产生到处置的全过程进行风险识别，在识别出的高风险位点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污染阻断处置，以实现固废的风险综合调控．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固废的高效资源化利用与环境风险控制，一方面须要在宏观层面上调控固废流动方向并优化固废资源化方式，降低回收处理过程中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须要从微观层面上在固废处理全过程中识别风险位点，并进行针对性阻断处置，以降低危害事件发生带来的环境风险后果．据此，本研究构建了固废环境与资源多重交互属性判别与风险调控理论体系与方法．6 总结与展望我国目前面临固废产生量大、种类复杂、环境污染严重、重大污染事故频发等严重问题，固废污染防治已成为国家的迫切战略需求．面对固废处置方式调控缺失、资源化利用模式不完善、污染控制技术与管理标准缺乏等因素带来的环境风险，本研究提出了固废环境资源交互属性与风险调控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并将风险调控理论分为降低危害发生概率与减轻危害后果两条路径．通过对固废的环境风险和资源双重属性认知，建立起基于固废代谢规律的宏观调控方案，构建全国跨区域的固废集中处置调控模型，从宏观层面降低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概率．随后结合对固废本体与处理全过程风险识别研究，探索总结出固废中污染物非稳态释放机理与环境效应，通过针对高风险位点进行精细化管控，有针对性地通过风险调控降低危害产生的严重程度．在固废风险识别与风险概率调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固废资源化场景提出通用的风险阻断思路．通过多种污染阻断、污染分离与资源化处理方案联合应用，实现泄露污染风险值最小化，并从多种工艺中总结出普适规律与总体原则，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固废污染阻断工艺技术体系与执行标准，为降低固废总体风险提供支撑．总之，在宏观层面上风险产生的概率调控策略和微观层面上污染释放迁移路径识别与风险阻断方法，为固废总体风险控制提供了双重保障．本研究建立的基于固体废物的环境资源交互属性的风险调控理论体系有助于在实践中通过综合管理和技术手段有效阻断固体废物资源化过程中存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