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肿瘤诊断及治疗技术的发展，肿瘤患者的生存预后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这一进步也带来了新的临床挑战，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及抗肿瘤治疗过程对神经系统的潜在影响，日益成为影响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的重要因素[1]。这些神经系统并发症不仅加重了肿瘤患者的疾病负担，还可能限制抗肿瘤治疗的顺利实施，甚至导致治疗中断。因此，神经内科与肿瘤科的协同合作在肿瘤患者的综合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2]。在传统诊疗模式下，神经内科与肿瘤科往往局限于各自专业领域的诊断与治疗，缺乏系统且高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这种分割式的诊疗模式导致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识别与管理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神经内科医师可能缺乏对肿瘤治疗过程及其潜在并发症的深入了解，难以准确判断神经系统症状与肿瘤及其治疗过程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肿瘤科医师可能忽视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早期信号，从而错失最佳干预时机。为应对上述临床挑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与肿瘤科联合提出“肿瘤神经病学（onco-neurology）”概念，旨在建立肿瘤学与神经病学的交叉学科，在临床专科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实践肿瘤神经病学的理念，专注于研究肿瘤及其治疗过程对神经系统的间接影响，为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治提供新的框架和思路。在临床实践中，通过多学科协作模式紧密配合，共同制定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疗方案：神经内科医师凭借其在神经系统疾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专业优势，为肿瘤患者提供全面的神经系统评估与管理；肿瘤科医师则根据神经内科的评估结果，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神经系统的损伤。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治效率，还为肿瘤患者提供了更为全面且个性化的医疗照护[2-3]。1肿瘤神经病学的概念和分类肿瘤神经病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亚专科，专注于研究肿瘤本身及其治疗过程对神经系统的间接影响。该学科旨在揭示肿瘤通过非转移性机制引发神经功能障碍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与神经肿瘤学（neuro-oncology）存在本质区别。神经肿瘤学主要研究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如胶质瘤和脑膜瘤等）对神经系统的直接侵袭或压迫[4]；而肿瘤神经病学则聚焦于由肿瘤诱发的非转移性神经损伤，其范畴涵盖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syndrome，PNS）、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及肿瘤分泌活性物质诱导的神经功能障碍（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induced by tumor secretion，NDITS）等。肿瘤神经病学的研究范畴可归纳为以下3个核心领域。（1）PNS：指由肿瘤细胞分泌抗体或细胞因子，导致远离肿瘤部位的神经系统发生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其典型表现包括小细胞肺癌相关的Lambert-Eaton肌无力综合征（又称肌无力综合征）以及抗Hu抗体介导的边缘叶脑炎（以认知和精神行为异常为主要特征）等；（2）肿瘤诊断或治疗操作导致的神经损伤：指在肿瘤诊断或治疗操作过程中因物理损伤或炎症反应导致的神经损伤，如术后脑水肿压迫神经结构或放疗后出现放射性神经丛病变等；（3）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由化疗药物（如铂类和紫杉醇）、靶向治疗药物（如抗血管生成药物）或免疫治疗药物（如PD-1抑制剂）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白质脑病或神经肌肉毒性等不良反应。肿瘤神经病学强调肿瘤与神经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双向互动：一方面，肿瘤可通过旁分泌作用或免疫机制影响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另一方面，神经系统亦通过释放神经递质、激素或炎症介质调控肿瘤的生长与转移[5]。例如，神经源性炎症因子能够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而肿瘤分泌的神经递质类似物（如β-肾上腺素能物质）则可干扰神经信号传导[6]。肿瘤神经病学的建立与发展为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疗提供了全新的框架。通过早期识别特异性抗体标志物（如抗Yo抗体和抗Ri抗体）、优化治疗策略（如免疫治疗联合神经保护剂）及强化多学科协作，有望显著改善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随着对肿瘤神经病学分子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该领域正逐渐从症状管理转向以机制为导向的精准干预，从而为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开辟新的途径。2肿瘤神经病学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表现2.1流行病学特征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呈现地域性差异。发达国家因肿瘤早期筛查的普及与治疗技术的进步，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间接导致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如化疗神经病变和放射性脑病）的报告率显著上升；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因诊断能力受限而存在较高的漏诊率，但随着医疗资源的持续改善，其报告率亦呈现递增趋势[7]。此外，肿瘤治疗方式的革新亦增加了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例如，自2010年以来，随着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的广泛普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脑炎等新型神经系统并发症逐渐被认知[8]；同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CAR-T）免疫治疗相关的神经毒性发生率也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9]。此外，预计到2030年，≥65岁老年人群的癌症新发病例数将增加至230万例左右；而到2040年，≥65岁的癌症幸存者人数预计将增加至1 910万例左右[10]。因此，以化疗诱导的周围神经病变（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CIPN）为代表的神经系统病变是抗肿瘤治疗中最普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之一，其在患者化疗结束后仍可持续存在10余年之久[11]。CIPN可导致肿瘤患者神经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下降，尤其是在已有神经功能障碍的老年患者中表现更为严重，这可能与老年群体随年龄增长出现神经修复能力下降相关[12]。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危险与治疗、环境及遗传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在治疗方面，化疗药物（如铂类）的累积剂量与CIPN的发生风险具有直接相关性[13]；脑放射性坏死的发生率则受放疗方式、总剂量、分割剂量、颅内病理状况以及影像学诊断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由近距离放疗导致的脑放射性坏死发生率为25%～50%[14]。在环境与行为方面，吸烟（可增加小细胞肺癌相关PNS的发生风险）、酗酒（可加重化疗相关神经毒性）及环境污染（如神经毒素暴露）可协同促进神经损伤的发生与发展。此外，遗传易感性在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形成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并与环境暴露存在叠加效应。例如，携带特定抗体（如抗Hu抗体）的人群在接触肿瘤抗原后更易诱发PNS；肥胖及代谢综合征患者在接受化疗后CIPN严重度增加，其机制可能与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放大相关。在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防治中，社会层面的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其一，通过建立放疗安全阈值相关的行业规范，可有效限制放射性神经损伤的发生。例如，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ASTRO）临床指南根据肿瘤位置及大小范围明确规定了单次放疗的剂量上限，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放射性坏死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15]。其二，加强药物安全监管力度，推动个体化给药策略，如基于CYP3A4（cytochrome p450 family 3 subfamily a member 4）基因多态性调整紫杉醇类药物剂量，可有助于降低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风险[16]。其三，开展系统化的健康教育与构建多学科协作机制也至关重要。多学科协作模式可整合神经科与肿瘤科的医疗资源，实现临床诊疗数据的实时共享，从而尽早识别与干预肿瘤相关神经疾病，提升患者的整体诊疗效果。2.2PNSPNS是指肿瘤以外的组织因肿瘤存在而引发的神经系统结构和（或）功能性的异常改变，其发生机制与肿瘤的直接浸润或转移无关，通常与肿瘤分泌的活性物质或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应答相关。PNS好发于50岁以上人群，临床上被定义为神经系统疾病，具有以下特点：（1）可影响神经系统的任意部位，通常具有相对固定的临床表现；（2）与肿瘤的存在相关；（3）具有免疫介导的病理生理机制[17]。PNS没有绝对的特异性神经表现，但是某些特定的临床表现（此处定义为“高风险表型”，曾被称为“经典PNS”）提示肿瘤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因此，一旦识别此类表型，应积极进行潜在肿瘤的筛查。肿瘤的类型与患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和性别）以及检出的神经元抗体类型密切相关。PNS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其具体症状因受累的神经结构或器官系统不同而呈现高度异质性。总体上，PNS的临床表现可分为神经系统相关症状和全身多系统症状2类（表1）。在PNS的临床表现中，具有高风险表型的症状包括如下7种：（1）脑脊髓炎；（2）边缘性脑炎；（3）快速进展性小脑综合征；（4）眼阵挛-肌阵挛；（5）感觉神经元神经病；（6）胃肠道假性梗阻（肠神经病变）；（7）Lambert-Eaton肌无力综合征。PNS的早期筛查具有重要价值，其神经系统症状（如亚急性小脑共济失调和边缘叶脑炎）常早于肿瘤本身被发现，从而为潜在恶性肿瘤的筛查提供了关键的预警线索。10.12022/jnnr.2025-0138.T001表1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的临床表现Table 1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syndromes （PNS）Affected sitesCore symptomsAssociated tumor typesSpecific antibodiesCerebellumProgressive gait ataxia, dysarthria, nystagmus,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Ovarian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Anti-Yo antibodyLimbic systemAnxiety, depression, memory deficits, hallucinations, seizure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testicular cancerAnti-Hu antibodyNeuromuscular junctionMuscle weakness, autonomic dysfunction, and hyporeflexiaSmall cell lung cancerAnti-VGCC (voltage gated calcium channel) antibodySpinal cord/nerve rootsAsymmetric limb weakness, sensory level, sphincter dysfunction, and radicular pain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lymphomaAnti-CRMP-5 (collapsin response-mediator protein-5) antibodyPeripheral nervesSensory ataxia, distal symmetric hypesthesia, and neuralgia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Hodgkin lymphomaAnti-Hu antibodyBrainstemDiplopia, vertigo, dysarthria, dysphagia, and respiratory muscle weaknessSmall cell lung cancer and breast cancerAnti-Ri antibody2.3肿瘤诊断引起的神经损伤诊疗操作（如穿刺活检、造影剂和内镜检查等）相关的医源性神经损伤也是肿瘤神经病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通过活检等有创手段进行肿瘤诊断的过程中，可能引发多种神经系统并发症。2.3.1活检导致的神经损伤活检导致的神经损伤主要源于手术操作。根据报道，淋巴结活检是医源性神经损伤的常见原因之一，其发生率仅次于骨折手术[18]；穿刺活检引起的神经损伤相对少见，但仍可见于胸部穿刺引起的肋间神经损伤等情形，其症状表现包括疼痛和感觉障碍等。一项关于颅脑活检并发症的分析显示，约2%的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如急性脑内出血、永久性神经功能缺损或死亡；约2.5%的患者出现轻度并发症，表现为短暂神经症状或轻微出血；约2.5%的活检样本未能获得明确的病理诊断[19]。2.3.2造影剂导致的神经损伤在CT和MRI等影像学检查中使用的造影剂可能产生神经毒性，引发急性而可逆的短暂脑神经功能损伤，即造影剂脑病；此外，造影剂还可引发过敏反应，甚至肾毒性，间接影响神经系统功能[20]。肿瘤患者因需定期进行影像学复查而产生的造影剂累积效应，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慢性神经系统症状，如认知能力下降等。造影剂脑病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通常与碘造影剂的使用相关[21]。造影剂脑病的发病率因研究群体、造影剂种类及手术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发病率为0.06%～4.0%，多数研究报道其发病率为0.3%～2.9%；该病的临床表现以皮质盲伴有意识模糊最为常见，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精神行为异常、意识障碍、癫痫发作以及肢体瘫痪等症状；另外，该病通常于造影剂注射后2～12 h发生，其症状多在发病后24～72 h自行缓解，但也可能持续存在或导致患者死亡。2.3.3内镜检查导致的神经损伤诊断性与治疗性内镜操作均可导致神经损伤，但前者的发生率相对较低。诊断性内镜检查（如胃肠镜和支气管镜）导致的神经损伤多源于黏膜刺激引发的神经反射性反应，而经鼻内镜活检等操作则有可能导致脑神经的损伤。在临床实践中，权衡这些诊断方法的益处与潜在风险至关重要。应在操作前充分告知患者相关风险，并在术中与术后密切监测，对任何不良反应进行早期干预，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神经功能的损伤。2.4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由抗肿瘤治疗所引发的神经系统并发症是肿瘤治疗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不同治疗方式可导致不同类型的神经功能损伤。2.4.1外科手术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外科手术是治疗肿瘤的常见方法，但其操作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神经功能损伤，尤其是在脑肿瘤手术后，患者常出现癫痫、认知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及运动功能缺损等并发症[22]；即使采用微创手术，仍可能因手术操作不当或组织牵拉而导致神经结构损伤[23]；此外，麻醉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术后感染也可能导致短期或长期的神经功能损伤[24]。因此，术后应密切监测患者的神经功能状态，实现早期识别与干预，以降低长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2.4.2介入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介入治疗，如动脉栓塞和射频消融，广泛应用于局部肿瘤的临床治疗[25]。动脉栓塞通过阻断肿瘤血供发挥治疗作用，但可能因正常脑组织血流受影响而引发急性脑梗死或局部缺血性病变，临床表现为头痛、意识模糊或偏瘫等神经功能缺损；射频消融则通过热能破坏肿瘤组织，其热效应亦可能损伤周边神经结构，导致患者感觉异常或运动功能障碍[26]。因此，在介入治疗过程中必须严格监控患者的神经功能变化，以确保治疗安全并及早识别并发症。2.4.3化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化疗作为肿瘤治疗的关键手段，其神经系统并发症不容忽视。化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作用机制复杂，常涉及代谢紊乱、电解质失衡和氧化应激等多重生理病理因素；同时，多种化疗药物（如顺铂和环磷酰胺）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临床表现为记忆丧失、注意力不集中和执行能力下降等认知功能障碍[27]。此外，高剂量化疗可诱发急性脑病，临床表现为意识混乱和定向功能障碍[28]。除中枢神经以外，外周神经也可能受到化疗的影响，导致患者出现四肢麻木、刺痛或疼痛等CIPN表现[29-30]。CIPN的发生受化疗药物的种类、累积剂量及疗程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接受某些化疗药物（如铂类药物和紫杉醇等）治疗的患者中，CIPN的发生率可高达50%～90%[29]，凸显了其作为化疗常见并发症的临床重要性。2.4.4放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放疗是脑肿瘤和脑转移瘤的重要治疗手段，但常伴随显著的神经系统并发症[18, 31]。放射性脑病是放疗的一种典型并发症，患者可能出现慢性头痛、认知功能障碍、记忆力衰退和情绪波动等症状，其发病率受放射总剂量、照射野范围及患者个体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在接受全脑放疗的患者中，放射性脑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32]。具体而言，采用常规剂量放疗且分次剂量＜2.5 Gy/d时，放射性坏死的发生率为5%～10%；然而，每日2次的放疗频次会使放射性坏死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当分次放疗剂量≥2.5 Gy/d时，放射性坏死的发生率则更高且更难预测。长期接受放疗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脑白质脑病（脑白质受损）和脑组织坏死等严重并发症；此外，放疗还可能引发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及放射性血管病变等脑血管并发症，严重损伤神经功能[33]。对于脊髓区域的放疗，放射性脊髓炎是其严重并发症之一，可导致患者运动与感觉功能丧失，通常于放疗数年后显现[34]。因此，对于接受放疗的患者需定期进行神经功能评估，并及时开展康复治疗和支持性治疗，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神经功能损伤。2.4.5靶向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靶向治疗凭借其高度的特异性在肿瘤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部分靶向药物仍可能引起神经系统并发症。例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常见症状包括头晕和疲劳，严重时甚至诱发癫痫[27]。此外，部分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单抗、索拉非尼和舒尼替尼等，可能损伤脑血管的完整性，从而引发缺血性或出血性脑血管事件，其中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reversible posterior leuko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是其典型表现之一[35]。因此，对于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应实施定期神经系统功能评估，密切检测相关症状，并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预防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2.4.6免疫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抑制剂和PD-L1抑制剂）已成为当前肿瘤免疫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类药物通过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清除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免疫相关不良事件[36-37]。这些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从而引发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 Barré syndrome）和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等[38]。由免疫治疗引起的神经系统并发症通常与免疫系统异常激活所致的自身免疫应答有关，临床治疗中需高度警惕，及时识别和干预。2.4.7CAR-T免疫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CAR-T免疫治疗过程中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是其常见并发症之一[39]。CRS可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进而引发神经系统并发症，如意识障碍、癫痫或脑病等。CRS的发生与大量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密切相关，这些促炎细胞因子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诱发神经功能障碍[40]。3肿瘤神经病学的诊断在肿瘤神经病学领域，针对PNS、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及医源性神经损伤的诊断，需综合多维度评估方法，包括临床病史采集、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神经影像学评估、体液与脑脊液抗体检测以及神经电生理检查等，以系统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状态，从而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3.1临床病史采集临床病史采集是肿瘤神经病学诊断的第一步，需详细询问患者的肿瘤类型、治疗方案（如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及其实施时间。同时，了解既往是否存在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卒中、癫痫、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周围神经病变等），当前神经系统症状的起病时间与演变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神经系统症状可能早于肿瘤诊断被发现，具有重要的预警价值。此外，对于医源性神经损伤的诊断，还需详细询问患者肿瘤诊断操作（如活检、造影剂使用和内镜检查等）的具体过程，并明确症状出现的时间是否与这些诊断操作过程相关。3.1.1PNS诊断线索详细追溯神经系统症状（如认知障碍、抽搐、颅神经麻痹和共济失调等）与肿瘤发生或诊断的时间关联性，特别关注亚急性和进展性病程，同时询问患者是否存在已知肿瘤病史（如小细胞肺癌和卵巢癌等）或相关肿瘤治疗史（如免疫治疗和化疗等），以辅助判断是否为副肿瘤性起源。3.1.2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诊断线索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临床表现多样且复杂，具有较高的临床异质性，部分情况下诊断较为困难[40-41]。病史中需明确肿瘤类型（如脑转移瘤患者放疗后可能出现放射性脑病）、治疗方案（如铂类化疗药物易引发周围神经病变）及用药剂量，同时应详细记录神经系统症状（如头痛、癫痫和肌力下降等）与治疗周期的时序关系，并排查药物过敏史及其他潜在混杂因素。3.1.3医源性神经损伤溯源重点询问患者近期接受的医疗诊断操作（如腰椎穿刺、血管造影和活检等）及造影剂使用情况，仔细分析症状（如局部疼痛和感觉异常）与诊断操作部位的一致性，并确认症状出现时间与诊断操作之间的时序关联，以支持医源性神经损伤的判断。3.2神经系统体格检查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是肿瘤神经病学诊断流程中的关键步骤，应包括评估患者的高级皮层功能、颅神经功能、运动功能、感觉功能以及病理特征等方面。该检查结果有助于确定神经系统病变的部位与程度，为定位及定性诊断提供重要线索。3.2.1PNS特征性体征重点关注以下体征：眼运动异常（如眼阵挛-肌阵挛综合征中的眼球震颤）、小脑功能缺损（如指鼻试验欠稳准）及腱反射异常。这些体征常为PNS的诊断提供重要线索。3.2.2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评估应着重评估肌力（如化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多表现为远端肌无力）、感觉功能（如铂类化疗药物引起的肢体麻木和振动觉减退）以及共济协调能力（如小脑放疗后引起的步态不稳）。这些体征有助于判断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类型与严重程度。3.2.3医源性神经损伤定位重点检查与肿瘤诊断操作相关神经支配区的功能状态，通过感觉、运动及反射等检查，辅助确定损伤的具体神经及其分布的范围。3.3神经影像学评估神经影像学检查（如MRI和CT等）在肿瘤神经病学的诊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可用于排除颅内肿瘤、脑梗死和出血等急性结构性病变，并有助于识别与PNS、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或医源性神经损伤相关的影像学改变。3.3.1PNS影像学特征增强MRI可检测脑膜强化（如抗Hu抗体相关脑炎）以及脑实质T2-FLAIR高信号（如边缘叶脑炎）。PET-CT可用于筛查隐匿性肿瘤，如小细胞肺癌与抗CV2抗体相关的神经系统综合征。3.3.2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的影像学改变放疗或化疗后，FLAIR序列常可见脑白质弥漫性高信号，提示放射性脑白质病变；脊髓MRI检查有助于排除药物性脊髓炎等神经损伤。3.3.3医源性神经损伤的影像学特征医源性神经损伤多见内镜经行区域的神经系统支配区域的反射减弱或消失。影像学检查可显示与肿瘤诊断操作相关的结构性损伤，如CT可及时发现活检后穿刺道血肿形成；MRI可观察造影剂相关脑病所致的可逆性脑白质病变，或介入操作后继发的急性脑梗死和脊髓水肿等。3.4体液与脑脊液抗体检测3.4.1体液抗体检测体液抗体检测是诊断PNS的重要辅助手段。血清中神经元特异性抗体（如抗Yo、Hu和Ri抗体）是确诊PNS的关键依据。其中，若检出高风险抗体（抗Hu抗体和抗Yo抗体）呈阳性，则需立即启动系统性肿瘤筛查；若呈阴性结果并结合临床表型高度怀疑PNS，此时则需补充脑脊液抗体检测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17]。此外，在化疗后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的患者中，为排除副蛋白血症[如意义未明单克隆丙种球蛋白血症（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MGUS）和POEMS综合征（polyneuropathy, organmegaly, endocrinopathy, M-protein, skin changes syndrome）]所致的神经损伤，需同时进行血清蛋白电泳及免疫固定电泳。3.4.2脑脊液抗体检测脑脊液抗体检测的敏感性要高于血清，尤其是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抗体和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AMPAR）抗体。另外，鞘内合成率升高提示中枢免疫激活。即使抗体检测为阴性，若脑脊液中出现寡克隆区带（oligoclonal band，OCB）阳性，则仍支持炎症性或免疫性病因[17]。对于疑似化疗相关神经病变（如癌性脑膜炎或淋巴瘤浸润）的患者，需进行脑脊液蛋白电泳与细胞学检查，其中浆细胞克隆增殖提示副蛋白相关神经病。3.4.3其他相关检测在医源性神经损伤评估中，如怀疑造影剂所致急性肾损伤，需动态监测血清肌酐。造影剂脑病患者的脑脊液常规检查多为正常，但仍需通过脑脊液细胞学及病原体PCR检测，以排除感染或肿瘤转移等其他病因。3.5神经电生理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如脑电图、肌电图和神经传导速度测定等）有助于评估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并为PNS、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并发症及医源性神经损伤等的诊断提供辅助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如在PNS或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断中，神经电生理检查可以提供额外的诊断线索，但特异性一般较低，因此需要结合其他诊断手段进行综合评估。3.5.1PNS电生理特征PNS的脑电图表现为弥漫性慢波活动（如副肿瘤性脑炎）或局灶性癫痫放电；肌电图表现为感觉神经动作电位波幅下降（如抗Hu抗体相关感觉神经元病）。3.5.2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评估神经传导测定可用于评估化疗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常，其特征性改变包括运动或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减慢及波幅下降。体感诱发电位则适用于监测脊髓放疗后感觉通路的传导功能，有助于对病变进行定位诊断。3.5.3医源性神经损伤定位针极肌电图可定活检等诊断操作后的医源性神经损伤，若活检后相应肌肉出现失神经电位（如纤颤电位和正锐波），则提示局部神经支配损伤。神经传导检查可用于诊断造影剂相关急性神经病变，若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幅在病变近端与远端刺激下显著降低，则提示神经传导阻滞。3.6综合评估与诊断在肿瘤神经病学的诊断流程中，需要综合应用上述多种检查手段，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和病史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估和诊断。3.6.1PNS的综合评估与诊断对于PNS，可以结合PNS-Care评分系统及相关鉴别诊断标准，综合考量患者的临床表型、特异性抗体检测结果以及肿瘤病史等因素，从而对PNS的诊断确定性进行分层判定[17]。在PNS的诊疗指南中，临床评估常采用多维度积分体系进行诊断分级。（1）临床表型评估：高风险表型，指具有明确肿瘤相关性的神经综合征，如边缘性脑炎和小脑性共济失调等，计3分；中风险表型，指与肿瘤存在潜在关联的神经病变，如感觉神经元病等，计2分；非肿瘤相关表型，指流行病学显示与肿瘤无关联的临床表现，不计分。（2）实验室检测指标：高风险抗体，指肿瘤相关性＞70%的自身抗体，如抗Hu、Yo和Ri抗体，计3分；中风险抗体，指肿瘤相关性为30%～70%的自身抗体，计2分；低风险抗体，指肿瘤相关性＜30%的自身抗体，或抗体检测呈阴性，不计分。（3）肿瘤关联性评估标准：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恶性肿瘤，并且抗原表达与神经症状存在关联性，计4分；未发现肿瘤或肿瘤与神经表型或抗体谱不匹配，并且随访时间＜2年，计1分；无肿瘤证据且已完成≥2年的规范随访，不计分。根据上述3个维度的综合积分进行诊断分级：积分总和达到≥8分可确诊为PNS，6～7分很可能为PNS，4～5分可能为PNS，≤3分则排除PNS诊断。该评分系统通过整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免疫学指标及肿瘤关联性证据，为PNS的临床诊断提供了标准化的量化评估框架。3.6.2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综合评估与诊断对于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则需仔细排除其他潜在的病因，如外伤、感染和代谢紊乱等，并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临床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在进行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诊断时，则需要考虑多种可能性，包括肿瘤本身对神经结构的直接压迫或浸润、感染（如在免疫抑制或免疫低下的情况下易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及代谢紊乱[如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和低血钾症）和高氨血症等代谢障碍]等可能引发类似的神经系统表现[27, 40]。3.6.3医源性神经损伤损伤的综合评估与诊断对于医源性神经损伤损伤，需与周围神经病变、药物不良反应及心理因素等进行鉴别。例如，若患者既往有周围神经症状病史，其症状通常不仅限于内镜经行区域；配合内镜使用的麻醉药物、止血药物等可能引起的患者不适，此类情况通常在内镜操作时未见明显异常，并且症状在停药后可得缓解。另外，心理因素所致症状多源于患者对内镜检查过程的恐惧和紧张等情绪反应，常表现为各种躯体不适，并伴有焦虑和抑郁等情绪，该诊断需在充分排除器质性损伤的前提下予以考虑。在以上诊断流程中，需动态结合多学科会诊（整合肿瘤科、神经科及影像科等多方意见），并在必要时进行重复检测（如抗体动态观察）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4肿瘤神经病学的治疗4.1PNS的治疗PNS的治疗需兼顾肿瘤治疗与神经系统症状管理，其主要治疗方向包括针对肿瘤的病因治疗以及免疫调节治疗，同时应重视营养支持等辅助措施。PNS的预后与特异性抗体类型及肿瘤类型密切有关，而与抗神经元抗体机制不明确相关的PNS通常治疗反应较差，其预后亦显著劣于其他类型的PNS[42]。4.1.1肿瘤针对性治疗由于PNS常先于肿瘤诊断出现，并且此时肿瘤多处于局限阶段，因此早期识别和治疗肿瘤至关重要。在临床上，应根据特定抗体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例如，抗Hu抗体和抗CV2抗体与小细胞肺癌高度相关，需重点排查纵隔淋巴结；抗Yo抗体与小脑变性高度相关，则提示妇科肿瘤的可能性，若乳腺X射线摄影或盆腔检查结果呈阴性，应考虑进行手术探查。通过有效清楚肿瘤病灶，可从源头上减少肿瘤抗原负荷，阻断异常免疫应答的持续驱动。4.1.2免疫调节治疗PNS对免疫调节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异性，主要取决于相关的抗体亚型。一般而言，与细胞膜抗原的抗体[如抗VGKC（voltage gated potassium channel）抗体、NMDAR抗体和AMPAR抗体]相关的PNS对免疫调节治疗的反应较好，而与细胞内抗原的抗体相关的PNS则往往反应不佳[42]。PNS的免疫调节治疗主要包括以下3类措施。（1）传统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可采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快速控制急性炎症反应；细胞毒性药物，如环磷酰胺和硫唑嘌呤等，主要通过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发挥作用；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可中和自身病原体并调节免疫应答。（2）新型免疫调节剂：新型单抗，如利妥昔单抗、奥法妥木单抗和托珠单抗等，可通过结合特定抗原（如B淋巴细胞抗原CD20和白细胞介素-6等）来清除表达这些抗原的免疫细胞，进而调节免疫应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可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间接改善PNS症状，其机制涉及减少自身抗体产生或阻断免疫介导的神经损伤；此外，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效应和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效应也是单抗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43]。（3）血浆置换与免疫吸附：适用于抗体滴度高和病情进展快的患者（如抗NMDAR受体脑炎），可快速清除循环中的致病性抗体及免疫复合物[43]。4.1.3症状管理与神经支持症状管理与神经支持是PNS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策略包括以下方面。（1）神经营养与支持治疗：使用甲钴胺、维生素B1以及神经生长因子等药物促进神经结构与功能的修复。（2）对症治疗：对于疼痛管理，使用普瑞巴林和加巴喷丁等药物缓解神经疼痛症状；对于癫痫控制，根据发作类型选用丙戊酸钠及左乙拉西坦等抗癫痫药物。（3）康复干预：对于存在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应尽早开展系统康复训练，包括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等，以最大限度地改善神经功能状态。（4）多学科协作：建立由神经科（负责症状评估与抗体检测）、肿瘤科（制定抗肿瘤方案）以及康复科（制定个体化康复计划）组成多学科协作模式，共同参与患者的全称管理，以实现治疗策略的优化与整合。4.2肿瘤诊断引起的神经损伤处理针对医源性神经损伤治疗方式的选择，目前尚无明确的指南或共识可供遵循，应根据患者的年龄、神经功能缺损情况、受伤时间、受伤过程及损伤机制等情况，同时结合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以及患者的合并症情况进行综合考虑。通常情况下，保守治疗是首先被考虑的治疗方式。若考虑手术治疗，可参考DENGLER等[44]提出的如下指征：（1）损伤后3～4个月没有神经功能恢复迹象；（2）MRI或神经超声提示神经结构不连续，或存在神经结构持续压迫或肿胀，或怀疑存在节前性损伤。关于医源性神经损伤保守治疗的具体措施，可参考前文“PNS的治疗”中“症状管理与神经支持”部分所述的方案。关于其手术治疗方面，以臂丛神经损伤为例，DENGLER等[44]提出的手术方案主要包括神经松解术、神经嫁接术和神经移位术，如果损伤范围过长和（或）损伤时间过久，则优先考虑神经移位术。对于连续性神经瘤，若其支配区域在术前完全丧失功能，并且术中神经动作电位为阴性，同时神经结构出现肿胀、硬化或神经束断裂等，则应行神经瘤切除术。术后需建立系统随访计划，分别在术后第1～3天、1年内、1～2年以及2年后进行定期评估。随访内容应包括定量评估运动强度、感觉缺陷情况和神经性疼痛情况等，以全面检测神经功能恢复进程。4.3抗肿瘤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由肿瘤治疗引发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在肿瘤管理中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治疗方式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神经损伤，因此临床医师需要根据具体治疗方案、并发症性质以及患者整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管理策略，以实现对这些并发症的有效识别、评估与干预。4.3.1外科手术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脑肿瘤手术后常见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癫痫、高级皮层功能障碍（如认知和语言功能障碍）和运动功能损伤等。针对术后癫痫，抗癫痫药物是首选。对于认知和语言障碍，可通过认知康复训练与语言功能训练进行干预；此外，尽管微创手术能够降低神经损伤风险，但是术后仍需定期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以便早期识别并发症并及时干预[22]。4.3.2介入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介入治疗如动脉栓塞可能导致局部缺血性病变，表现为头痛、意识模糊或偏瘫[45]。对此应及时进行影像学检查（如CT或MRI）以明确病变范围，并根据缺血严重程度调整治疗方案。轻度缺血可采用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以改善血流，严重缺血则可能需要行介入手术或重新评估治疗方案。射频消融治疗会对周围的神经组织造成热损伤，从而引起感觉异常或运动功能障碍，对此可考虑使用类固醇类药物、物理疗法及康复训练作为保护性治疗[46]。4.3.3化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CIPN是化疗引起的常见不良反应，常采用抗癫痫药物、抗抑郁药物及阿片类药物等进行对症治疗[47]。对于化疗引发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目前尚无特效药，多以支持和对症治疗为主，包括维持内环境稳态、营养支持和对症缓解症状等。若患者因高剂量化疗导致急性脑病，则应立即停用或减量相关化疗药物，并考虑使用类固醇类药物以减轻脑水肿及炎症反应[48-49]。4.3.4放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放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管理强调早期识别与干预。通过MRI等影像学检查及时评估脑组织损伤范围与性质是诊疗基础。对于轻度症状，如早期放射性脑病，可采用类固醇类药物缓解脑水肿，并结合认知康复训练以改善神经功能；对于重度症状，则需进行多学科综合评估，并加强支持性护理[50]。此外，放射性脊髓炎等迟发性并发症常于放疗数年后出现，并且治疗效果有限，因此处理此类疾病的关键在于预防，包括严格控制放射剂量和早期症状干预等[51]。对已发生神经损伤的患者，可酌情使用神经营养药物及长期康复治疗，以延缓病情进展并改善生活质量。4.3.5靶向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靶向治疗可能引发不同类型的神经系统反应。在使用靶向药物时，需定期评估患者耐受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剂量或更换药物。例如，一些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珠单抗）虽可有效缓解脑水肿（包括放射性脑水肿）[52]，但也可能增加颅内出血或缺血事件的发生风险[53]。因此，在用药期间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状态，权衡治疗获益与潜在风险，及时做出临床决策。4.3.6免疫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引发多种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其处理原则以免疫抑制剂为主，如类固醇类药物和抗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药物等[54]。有条件的医疗中心建议使用血浆置换以快速清除致病抗体，严重病例则需积极的支持性治疗和综合评估[55]。4.3.7CAR-T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处理处理CAR-T治疗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关键在于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通常采取抗细胞因子治疗与类固醇类药物等措施来控制炎症反应。对于出现严重神经系统问题的患者，需要加强监护并及时采取积极的支持性治疗，包括生命体征维持、水电平衡及神经功能监测等，必要时可考虑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综合管理。5总　结本文全面而深入地概述了肿瘤神经病学这一新兴多学科交叉亚专科的核心内涵与研究框架。该学科聚焦于探究肿瘤通过非转移性机制对神经系统产生的间接影响及其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通过详尽剖析肿瘤神经病学的概念、分类、诊断及治疗方法，本文揭示了肿瘤与神经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与肿瘤科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及创新的多学科协作模式，本文为临床实践中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精准识别、科学诊断与有效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诊疗效率，还将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随着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神经病学的理论基础及诊断技术将更加精准高效，多学科协作也将促进诊疗水平的全面提升。综上所述，肿瘤神经病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亚专科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重要的临床意义。未来将持续深化对其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与理解，不断优化诊断与治疗策略，加强跨学科合作与学术交流，以期为肿瘤神经系统并发症患者提供更加精准和高效的全方位诊疗策略。